一场考古盛宴
1979年,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陈德安与同班同学陈显丹进入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并前往三星堆参与抢救性发掘。
1986年7月18日,因为砖厂工人取土,著名的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横空出世,玉戈、玉璋等玉器相继出土。
1986年8月14日,惊喜接踵而至,在距离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东南约30米处,发现了三星堆二号“祭祀坑”。
在随后的日子里,这群年轻的考古人搭建起简陋的草棚,忍受着高温与蚊虫,夜以继日地工作。
1986年,著名的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出土现场
1986年,考古人在简陋的草棚里昼夜不停地发掘一、二号“祭祀坑”(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天道酬勤与时机
1984年,毕业后的雷雨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跟着当时的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参加考古发掘。
2005年,雷雨接替陈德安,担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在努力完成1980年至2005年的三星堆考古总报告的同时,他带领考古人员发现了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并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城墙,让三星堆古城的城墙最终合围。“和许多前辈一样,雷雨从未想过自己能有朝一日见证6座新坑的发现。”
2019年12月2日,收到同事信息的雷雨和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赶到发掘现场,铜器的颜色,很像三星堆一、二号坑此前出土的铜器。负责1986年发掘的陈德安和陈显丹两位老先生也被请到了现场。陈德安下到坑内,在那抹青绿色上摸了摸,说了六个字,斩钉截铁:“大口尊,没问题!”
站在探沟旁的雷雨长舒了一口气,“如果我们探沟的布设偏了一米,就碰不到那件铜器,可能就放弃了,或许又要等几代人才能发现。”对他来说,再次找到“祭祀坑”,就像与老朋友重逢。
(雷雨 供图)
相遇与重逢
2013年,硕士毕业以后,主攻商周考古的冉宏林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并如愿被分配到了三星堆考古遗址工作站,从此开启了自己的三星堆考古之旅。
几年前,他将一、二号坑所有出土的器物摊开,进行一番“大数据”对比,发现一个现象:两个坑出土的器物存在互补。但有一些器物是残缺的,始终拼不起来,没有找到它缺失的部分,“既然一、二号坑找不到,那就存在新坑的可能”。
2019年,在“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支持下,三星堆遗址开展新一轮的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为了找到猜测中的三号坑,冉宏林画了详细的图纸,推演了5种可能性,并据此布设了多条探沟。而其中的一条探沟,正好打破某个坑状遗迹的一角。三号坑就这样神奇般地被发现了。
随着四至八号坑的陆续被发现,三星堆这块大型历史拼图,终于在时隔三十多年后,被逐渐拼凑起来,而更多的历史之谜,还有待考古学者们去解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与刚出土的铜巨型神兽的合影
奋战在一线的三星堆考古人
正一步步抽丝剥茧
拨开历史的迷雾
走进文明的深处
对于他们而言
这一刻,是相遇,也是重逢
时间的答案
八号祭祀坑是三星堆8个坑中面积最大、器物最多的一个,也是象牙“含量”最高的一个坑,密密麻麻的象牙层层堆叠。
过去的两年多,身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的赵昊,全程参与了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工作。发掘之初,因出土的高等级文物较少,八号坑曾长期位于“鄙视链”的末端,同行们一度开玩笑说这是“文物垃圾坑”。
但随着发掘的深入,大量国宝级文物陆续出土——造型别致的铜猪鼻龙形器、结构复杂的青铜神坛、大嘴细腰的铜巨型神兽、华丽珍贵的金面罩铜头像、神秘未知的青铜镂空权杖……曾经的“文物垃圾坑”,成为了“超级聚宝盆”。
八号坑内,“坑长”赵昊与坑内众多国宝级文物的合影
在三星堆
这些年轻考古人让考古变得生动有趣
他们虽然“挖”着古老的“宝贝”
却依然是时代的弄潮儿
2020年,从北大硕士毕业后,许丹阳入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恰逢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参与了进来,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早不晚,正当其时”。
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许丹阳主要负责四号坑的田野发掘,火遍全网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三胞胎”就是他“挖”出来的。
三星堆四号坑考古发掘工作的队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