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遇见“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
2026-11-15
 

11月15日,在四川省旅游学会与四川博物院联合举办的“四川博物院川博讲堂”和“四川省旅游学会咖荟文旅大讲堂”上,研究馆员、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罗华庆以“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为题,为到场听众系统梳理了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价值。

 

 

本次讲座立足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宏观视野,结合罗华庆多年从事敦煌保护与研究的一线经验,围绕莫高窟营建历程、壁画艺术特征、多元文化交融特质等内容展开讲解。现场不少文博爱好者、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到场听讲,互动环节就石窟考古、文旅活化等问题与主讲人展开交流。

 

 

作为四川博物院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活动,本次讲座也是川内文博机构联动国内顶尖石窟研究资源的一次落地活动,通过把敦煌文化知识带到四川,让更多本地观众近距离了解丝路文明遗产的独特魅力,助力川甘两地文博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公共文化传播。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

主讲人:罗华庆

 

 

罗华庆:研究馆员、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主要从事石窟考古、佛教图像学、博物馆学研究,发表多篇有关敦煌研究的学术论文,出版数部学术著作,主持完成大量国内外的敦煌艺术展览。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的《凉州词》,把一座边关写进了千年诗行。王维送友人西去,又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玉门关与阳关,是汉代设立的两座要塞边关,也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像河西走廊西端的两扇大门,将西域与内地分开。而它们都在敦煌境内。

 

 

● 西出阳关,丝路咽喉的一片绿洲


 
 
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是甘肃、青海、新疆三大省区的交界处,东经93度与北纬40度在此交汇,距离成都的直线距离约1260公里。它是一座县级市,总面积3.12万平方千米,约相当于两个多成都市的大小;总人口20余万,而这20余万人,全部生活在占全域4.5%的一小片绿洲上。

 

绿洲之外,是望不到头的戈壁黄沙,这片绿洲便在大漠深处铺开一方人间烟火。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又派军队打败盘踞河西走廊的匈奴,设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开通了中国与西方交流的道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敦煌,通往西域,直趋中亚、印度、西亚,以至欧洲大陆,这条陆路通道沿用至今。

 

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它命名为“丝绸之路”,一条路,从此把东方与西方连在了一起。

 

“敦煌”二字,最早出自张骞之口。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时提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他最早说出的“敦煌”,很可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后来,人们把它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在敦煌重要的历史时期里,“大”指的是开放性,“盛”指的是兼容性。一座城的名字,也随之传向四方。

 

在航海技术不足以支撑远航的年代,河西走廊是中国最重要的开放通道,敦煌则是它最西端的桥头堡。向东,面向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腹地;向西,沟通绿洲农业与商业文明混合的西域、中亚;向南,通往半农半牧的青藏高原;向北,几乎没有险阻,可达游牧为主的蒙古高原。

 

东来西去的商人、使者都要驻留敦煌,由此确立了它国际商贸城市的地位;驼铃与商队,也在这片绿洲留下回响。把时光上溯到汉唐,这里就是一座华夏与边疆多元文化交融相会的“国际大都市”。

 

 

● 华戎所交,天下文明在这里相逢


 
 
军事战略上,敦煌是“国家加油站”。四郡的设立,不仅巩固了对匈奴的胜利,更第一次打通了东方与西方、农耕与游牧之间的任督二脉。

 

河西走廊,是中原文明伸向大漠的一条手臂,敦煌所在的绿洲正处拳头部位。汉帝国向西开拓时,这片宝贵的绿洲是最近的补给站;有了它,汉朝才能把整个西域纳入管辖。汉代之后,天下虽多有纷争,但北方王朝与西域、中亚的沟通始终没有中断。这片绿洲,也因此长久地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支撑之一。

 

经济商贸上,敦煌是“中转集散地”。丝路畅通后,敦煌随之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经过长途跋涉,敦煌绿洲是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进入西域大漠之前,它又是中原商人、物品离开河西走廊的最后一站。汉唐时代的敦煌,是那个时代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

 

东西交往中,敦煌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地位极为特殊,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是别处不具备的。

 

盛世之时,它是丝路枢纽、国家门户;乱世之时,它又勇于担当,成为中华文明的避难所。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外交往来、文化交流之路;它的开辟,不仅是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汇通的桥梁。地处要道枢纽的敦煌,见证了这条路千年的沧桑变迁。

 

宋元以来,海上丝绸之路蒸蒸日上,陆上丝绸之路地位下降,敦煌这个曾经的国家开放门户也日渐沉寂。明代不仅实行“海禁”,还实行“陆禁”。嘉靖年间,朝廷关闭长城西端的嘉峪关,持续了1500多年的敦煌城,就这样被废弃。

 

幸运的是,敦煌城东南遗留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莫高窟,它以雕塑、绘画、文书等“多媒体”的方式,形象定格了敦煌乃至中国从汉代到元代的文明成果。

 

 

● 凿壁千年,一座石窟的艺术世界


 
 
给敦煌带来另一种光的,是佛教。它起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开始向北方和东方传播。公元前一世纪末,它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两侧的丝绸之路,全面传到西域各国。

 

丝路上的商人是佛教最早的传播者,来自印度、中亚的僧侣东来传教,中国的高僧西去求法,让宗教文化和艺术驻足在丝路的每一片绿洲。敦煌,就此成为佛教东传汉地的第一站。

 

敦煌以东的悬泉置汉代驿站遗址,1991年出土过一枚东汉以“浮屠里”为地名的简牍,“浮屠”正是佛教术语,可知早在东汉,敦煌就已接受西域传入的佛教。《魏书·释老志》也记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据唐代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创始人是僧人乐僔。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他手持杖锡来到敦煌城东南的鸣沙山麓,见夕阳下的三危山绽放道道金光,仿佛千佛显现。乐僔以为此地颇有佛缘,便在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悬崖上开凿了第一个佛窟。

 

后来,僧人法良在乐僔窟旁开凿第二个佛窟。乐僔与法良,拉开了莫高窟千年营造史的帷幕。

 

莫高窟的洞窟开凿在崖面上,南北连绵1680米,分南北两区。南区有编号洞窟492个,内有彩塑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北区有243个洞窟。整个敦煌石窟群共有洞窟812个。

 

石窟艺术由建筑、彩塑和壁画三部分构成。因为沙砾岩无法精雕细刻,敦煌的造像多取泥塑彩绘,以木架为骨,外敷草泥,表现人体的肌肤与服饰质地;壁画铺满佛龛、四壁和窟顶,与彩塑交相辉映。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像、装饰图案,内容丰富。

 

历经千年营造,敦煌石窟某种意义上展示了一千年古代社会的生活,既是艺术宝库,也是文化宝库。

 

 

● 壁破天惊,藏经洞与不灭的根脉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编第17窟。

 

洞中出土了公元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纪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的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藏经洞何时、因何封闭?公元11世纪初叶,莫高窟僧人将大量佛教经典、绘画品、法器以及其他宗教、社会文书秘藏于此窟,封闭窟口,饰以壁画。一百多年来,封闭的时间与原因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废弃说”与“避难说”两种。

 

洞中五万余件古代写本、刻本,上起晋代,下迄宋初,历时七个世纪;所用的语言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和科技,以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

 

敦煌石窟艺术与藏经洞文献,共同呈现出敦煌文化价值的丰富性、多元性与世界性。古代敦煌地处西部边陲,而当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寺院典籍与佛教艺术被破坏殆尽之时,唯有敦煌保存下历史绵长、数量巨大、丰富多元、博大精深的佛教艺术与佛教典籍。它是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代表,也是世界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又一个高峰。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华文明与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交融的前沿。产生于这片地域上的敦煌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我们相信,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四川画报记者陈俊汐 摄影报道

史料文图源自罗华庆讲座课件

编辑/陈学军
审核/李春林 鲁琴
终审/陈佳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