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在乐山战火方舟与一座精神的丰碑

文章出自：文/何燚

“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

80多年前，四川乐山，一间简陋的教室里，武汉大学经济系学生谭崇台于作业本上写下这首小诗。窗外，嘉定山水如画；心中，是回不去的珞珈校园。批改作业的，是同样流落此地的叶圣陶。他在诗后批注：“爱国爱校之心，深矣！”这一段师生“对话”，为中国文化抗战留下了动人而坚定的注脚。

危局求索：至乐山

20世纪30年代末，山河破碎，文枢倾危。武汉大学，这座“华中知识中心”，为免遭浩劫，先期将重要图书仪器运存宜昌。彼时，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董必武等频赴珞珈山，展开全国抗战宣传与统一战线工作。伴随日机肆虐日甚，武汉大学迎来一场攸关存亡的抉择。

乐山文庙内纪念武汉大学西迁的浮雕（李春林摄）

1938年2月，第322次校务会议决定，一、二、三年级学生暂迁嘉定（乐山）。迁校委员会旋即成立，负责选址勘察，组织迁校。在对四川多地考察后，最终认定乐山是“最为适宜”的目的地。其理由包括“水路交通便利”“产蓄丰富”“民情风俗朴素”“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等。

乐山，旧嘉定府治，古有“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美誉。其千年来“与水相争、与水相生”的建城历史，淬炼出坚韧自强、开放包容又重教崇文的城市品格。面对武汉大学的“选择”，乐山各界报以最大热情。时任地方专员唐步瀛一句“武大要哪里就给哪里”，道尽小城的古道热肠。

3月，千余名师生分批启程，经宜昌、重庆，溯流西航四千里至乐山。在地方官绅、民众倾力支持与迁校委员会星夜努力之下，4月29日，“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开学上课。9月，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后，王星拱校长率最后一批教职员抵达乐山。不久，故宫博物院、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中央木材试验室等八家文教、科研机构陆续迁来。一艘承载民族复兴希望的“战火方舟”，在三江的波涛中启航。

嘉定为校：大学城

乐山的武汉大学，没有围墙。古城祠庙、教会建筑、公私房屋被赋予了新的学术使命。

县议会从龙神祠迁出，让与武大改为文学院、法学院近400名学生的宿舍与自修楼。这座位于城东北岷江江岸九龙山上，祭祀隋代青年治水英雄、氤氲着明清书院文风的古祠，从此被学子们称为“龙宫”。

乐山文庙加挂有武汉大学旧址木牌，提示着这段峥嵘岁月（李春林摄）

明代迁建于城西北老霄顶东麓的古老文庙，成为总办公处和文学院、法学院教学区。庄严的大成殿，化身藏书近十万册的图书馆，东西庑殿、大成门辟为14间教室。石砌的狭小空间变成学子“与蓝天间的一间密室”，充盈着雪莱、济慈的诗句回响。理学院栖身于城西高西门城墙之上的李公祠，工学院则安置于城外西湖塘三育学校。三清宫、火神庙、县财委会、进德女校余房、观斗山、露济寺和嘉乐门教会房屋等，纷纷改造为印刷所、实验室、学生和单身教职员宿舍。

武汉大学在乐山租借、修建校舍百余栋近千间。“文、法、理、工”四大学院、七个学生宿舍以及附属设施、教授居所遍布乐山。校舍之外，三江岸上的漂流木是自习的课桌，市井喧嚣的茶馆变成最“安静”的学术沙龙场所……

1939年4月，校训“明诚弘毅”正式确立。次年，“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更名“国立武汉大学”。在1939年“八一九”大轰炸的怆痛中，师生与乐山人民相濡以沫，共同筑起一座群星璀璨的“大学之城”。

勉成国器：唱弦歌

乐山岁月，是武汉大学校史上最为艰辛的时期。

吃的“八宝饭”糙米里掺杂有砂石、稗谷甚至虫鼠屎，住的“大统舱”阴暗、潮湿又拥挤。因日寇轰炸、物价飞涨、贫病交加、积劳成疾而逝去的师生，竟达百人以上。德胜门外的武大公墓，被生者心酸地称为“第八宿舍”。

“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西迁纪念展”，讲述了武汉大学西迁的历史（李春林摄）

历史系教授吴其昌，身患肺病，却坚持“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最终倒在他心中的“学堂里”，年仅40岁。数学系教授萧君绛，不仅是学术泰斗，更是悬壶济世的仁医，却也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机械系教授郭霖，曾誓言“武汉大学工学院要成为发光体”，教学科研之外，还为学校大礼堂、乐山中山堂、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库、乐西公路大渡河轮渡等工程项目设计耗费心血，于1942年燃尽了自己的光。

正是在这种极限之境，乐山大学城迸发出惊人的精神力量。

哲学系乐山籍学生萧萐父曾言，国事的蜩螗与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访问乐山后，投书英国《自然》杂志，感叹“武汉大学科研水平非常之高”。次年，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博士考察了20多所中国内迁大学办学情况，在《1943－1944年中国高等教育考察报告》中记录乐山武汉大学基础设施处于迁徙大学平均水平之上，图书馆是“自由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数学系等几个系科完全符合世界学术规范，总注册学生数约1600人，9%为女生，实验室、实习工厂、印刷厂等均可开展正常教学，还能供给社会服务所需。他评估武汉大学为“A等大学”“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1944年，教务长朱光潜为毕业生题字“勉成国器”，嘱托青年执“国家栋梁”之志，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奔向战火中国。

乐珈共鸣：耀中国

八载弦歌，改变了乐山，也重塑了武汉大学。

1936年至1949年，武汉大学在《自然》与《科学》两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篇，其中4篇诞生于乐山。

生物系教授高尚荫和助手公立华在大渡河中发现“桃花鱼”，随即对其展开形体、器官特征与生存环境研究，并命名“嘉定水母”。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科学》杂志，开创中国无脊椎动物学之研究先河。其后，高尚荫教授、化学系邬保良教授先后分别在《科学》和《自然》发表论文3篇。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1938年到1946年，武大图书馆藏书从9万多册增加到15万册，师生规模从1000余名壮大到3000余名，从中涌现出20位新中国两院院士……

文教互哺的动人篇章，还有武大附中（私立乐嘉中学）的创办。在日寇大轰炸后，土木系教授涂允成苦心筹措成立该中学。这所中学不仅解决了教职工子女上学问题，更为大后方培养了大批优秀青年。其毕业生升学率高达90%以上，培养出了吴新智、欧阳予两位中国院士。

“大师们”未曾在困厄中沉沦，反以“明诚弘毅”之训，潜心砥砺、笃学不辍、服务社会、造福乡邦。武汉大学以其一流教育与科研力量，担当“同舟共济”的引领者，与内迁文教机构通力协作：支援故宫文物保管，开展科研、医疗合作与服务；为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中央木材试验室、黄海化工社、复性书院、江苏蚕丝学校等输送人才，提供学术支援。针对流行西南的“𤆵病”（食盐含氯化钡导致的中毒症），化学系主任叶峤、校医董道蕴带领学生涂主珍、彭少逸等，提取马钱子素，有效遏制病情，并联合黄海化工社等机构改进五通桥盐场制盐技术，通过科学展览普及宣传。

同时，一场文化启蒙也在城中悄然展开。青年学子们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岷江读书社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探寻救国新途。他们开办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普及教育；组织体育与艺术活动，推行新的生活风尚，兼行抗战宣传、募款赈灾。五届大型科学展览会更是盛况空前，一场“参观人数达两万余人”。师生们还参与“川康科学考察团”，为开发西部积淀科研成果；投身乐西公路建设，助力抗战生命线贯通……知识的火种，沿嘉定山水播撒，燎原于华夏山河。

乐嘉恋曲：情久长

1945年8月10日，武大学生社团“力讯社”监听到日本即将投降电讯，掀起全城欢庆的狂潮。1946年，武汉大学东归珞珈。

八年苦难，八载辉煌。大学城的传奇，并未因离别而终结。武大附中留在了乐山，演变为今天的嘉定中学；工学院旧址上诞生了乐山师范学院，传续着大学薪火。更重要的是，那份战火中确立的“明诚弘毅”校训，那份铸炼成的韧性不屈的风骨，已深深融入这座山水之城的血脉之中。

被誉为“台湾文学守护天使”的武大校友齐邦媛回忆，乐山的河岸之地，是她紧紧攥住知识与美，抵御命运“孤苦无依”，安放心灵的一片“净土”。这里，是武汉大学永远的“第二故乡”。

龙神祠，曾为武汉大学宿舍和自修楼（李春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