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Five” 值得纪念的华西坝“五大学”
文章出自： 文/龙伟
抗战时期，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以一校之力，先后接纳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等高校，并与之共同办学，被称作“华西坝五大学”，英文时称“Big Five”。“华西坝五大学”在苦难中成长，创造了光辉的教育业绩。
 
 
 先有大学，后有华西坝 
 
 
谈起华西坝的“五大学”，不得不说起华西坝上的“五洋学堂”。1905年，美、英、加三国教会的在川差会（教会海外传教机构）决定联合在成都创办一所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随即，在老成都皇城南侧约二里之处购置土地，建筑校舍。这里土地平旷，北傍锦江，风景清雅。由于华西协合大学的兴建，此地便有了“华西坝”的称谓。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抗战时期五所高校于此共同办学，被称作“华西坝五大学”（袁博 摄）
 
校园的早期设计，聘请了英国建筑师荣杜易专门负责。荣杜易拥有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将中国元素与西洋建筑相融合。到20世纪20年代，华西协合大学中西合璧的校园已极为美观。
 
1926年，新建成的钟楼成为华西坝的核心地标。以钟楼为原点，一条建筑的中轴线呈南北向，横穿整个校园：大学的主要建筑物平衡对称地排列在这条中轴线左右。南北向的中轴线又与东西向的大路相交。整个校园采用青砖墨瓦与歇山式大屋顶相结合的中西合璧形制，装饰纹样融入中国民俗元素，体现了近代中西建筑艺术的深度融合。校园由此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柳塘压雪”“晚钟荷影”等美景更是被成都人津津乐道。校长毕启（Beech）曾自豪地咏叹校园景色：“放眼四望，田畴阡陌，连绵不断，景色真可算美丽之极。”
 
1927年，华西协合大学向四川省教育厅递交了立案申请，并在1933年获得了教育部的正式核准。此时的华西虽然还有教会的背景，但已成为一所中国的大学。
 
 
 华西坝上“五大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高校或关或停。全国的大学生四处流亡，1937年就有大量的学生向华西协合大学申请转入或借读。这些大学包括北平协和医学院、济南齐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等。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更主动驰书各大学，恳请“各友校迁蓉，毋使弦歌中辍”。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医学院率先迁至华西坝。1938年，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批迁往华西坝。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随后被日军封闭。几经挫折后，燕京大学1942年秋在华西坝复校，学校中文名为“成都燕京大学”。
 
由于各校抵达四川的时间存在差异，故而“五大学”实际上是一个较为笼统的称谓。1942年之前，“五大学”指的是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华西协合大学这五所院校。1941年，中央大学医学院在成都自行创办医院。因此，1942年后的“五大学”主要指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这五所院校。
 
华西协合大学合德堂，见证了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展（肖蓉 摄）
 
五所大学齐聚华西坝上，人员剧增至大约3000人。据学者岱峻统计，当时五大学有文、法、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应该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群）。这一规模超过了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有“亚洲第一大系”之称；华西协合大学和齐鲁大学两校强强联合，打造出战时中国医学教育的最强队伍；独辟蹊径的“华西学派”，在中国人类学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拥有全国最好农学院的金陵大学则扛起“农业大国的金字招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培养出不少女院士、女将军、女教育家等。
 
 
 华西坝上的“天堂” 
 
 
相较于战火纷飞的前线，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景色温婉宜人。华西协合大学乃至整个四川皆全力以赴，支持五所大学的发展，为流亡至此的学生支撑起了一个温暖的港湾。抗战时期，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这里就说：“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华西坝成为当时人们心中的“天堂”。
 
位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内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旧址（张继 摄）
 
许多年后，大后方华西坝当年的别样风景仍然为人津津乐道。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历史学家唐振常后来回忆：“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名的华西坝。”先后在齐鲁和华西求学的王翰章多年以后还在感叹“华西坝真是太美了”。
 
华西坝被赞誉为“天堂”，还因为在战时的艰难处境下，华西五大学汇聚众多学术大师。燕京大学复校初期，从北平先后到达成都的原燕大教师约30人。在成都期间，燕大还引进了诸多名家，如陈寅恪、李方桂、萧公权、吴宓、徐中舒等人，前三位更是中央研究院院士。1943年8月，陈寅恪受燕京大学之聘前来华西坝。陈寅恪在《咏成都华西坝》中，用“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描写“坝上”风光。不到两年，陈寅恪在成都完成了《长恨歌笺证》等12篇论文，另填写了30多首诗。陈寅恪的到来，也引发了其他教授的追随。他的好友吴宓在得知陈寅恪入蜀后，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遂决即赴燕京与寅恪、公权共事共学。”
 
华西坝五大学不仅国学大师云集，更因其学校的教会背景，国际化视野尤为显著，是抗战大后方重要的学术中心和对外交流窗口。早在抗战之前，金陵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便与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多伦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有密切合作。抗战时期，华西坝吸引了众多海外人士到访。海明威、李约瑟、爱因斯坦、杜威、泰戈尔、艾格斯顿、华莱士等知名学者、政界名流都曾在华西坝发表演讲。1941年，海明威到访成都，他在华西坝体育馆进行演讲，台下听众座无虚席。海明威以激昂的方式发表演说，现场气氛极为热烈。他成为在华西坝举办讲座的首位外国人。
 
1942年5月3日至24日，李约瑟在华西坝开展了12场专题演讲，内容涵盖生物学、胚胎学、中西方科学史以及战时世界科学状况等领域，被人称作“李炫风”。
 
这样的华西坝，景色优美，人文荟萃，何不是“天堂”？
 
 
 华西坝上的“华西学派” 
 
 
五大学汇集华西坝推动了四川文化事业在战时的繁荣，成都也成为抗战时期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回忆说：“若干知名大师的到来，非但燕大教师阵容充实可观，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
 
大师汇聚，学生云集，战时成都的文化与学术盛极一时。战时寓居成都的现代作家就包括陈翔鹤、熊佛西、李劼人、周文、孙伏园、叶圣陶、朱光潜、陈炜谟、何其芳等知名作家。与此同时，大量的文艺刊物也在大后方孕育而生，在成都就创办了《金箭》《笔阵》《工作》《通俗文艺》《文艺创作》《文艺后防》等一大批文艺刊物。另外，华西坝上的五大学中也涌现了一大批学生刊物，助推了战时成都文化的繁荣。
 
万德堂，抗战时期金陵女大行政机构设于万德堂内，现为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的教学楼（肖蓉 摄）
 
不独文化，战时的华西坝在学术上也璀璨卓然，其中的典型之一即为今天边疆研究学者仍然津津乐道的“华西学派”。所谓的“华西学派”，早期主要是指在抗战时期汇集华西，开展边疆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学术群体。这个群体的形成以华西协合大学起步，在抗战五大学时期渐趋成熟。
 
其中，华西协合大学的边疆研究以博物馆、社会学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中国文化研究所、华西边疆研究所等机构为主要阵地。金陵大学则成立了边疆社会研究室，并创办《边疆研究通讯》《边疆研究论丛》等刊物；齐鲁大学在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主导下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燕京大学在华西坝复校后，由李安宅兼任社会学系主任，此后由留学归来的林耀华接任，他们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围绕凉山地区、嘉绒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实地研究。这一时期学者们围绕西南边疆的研究，使得西南边疆的人口、民族、地理、物种、民俗、文化等首次进入学术视野，反映了抗战时期政学两界构建中华民族、中国边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努力，形成了边疆研究学术史上独特的“华西学派”。

《四川画报》2025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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