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话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通行于今四川境内的汉语西南官话,也称 “四川官话”;二是今四川境内的客家话;三是今四川境内的湖南话。此外,四川地区还有一些其他汉语方言底层的地点方言,如福建移民带入的福建话、江西移民带入的江西话、安徽移民带入的安徽话以及河南移民带入的河南话等。目前,四川话占主导地位的是西南官话,主要分布在四川全境( 包括民族杂居地区)。如果加上四川省外的四川话使用人群,其总使用人口超过一亿。
洛带古镇的湖广会馆是客家先民入川定居生活的生动展示。馆内中堂悬挂着一副对联,上书“叭叶子烟品西蜀土味,摆客家话温中原古音”(陈先敏 摄)
基于多民族共居与移民文化的开放性、基于盆地环境和农耕社会的传承性、基于地域文化心态和审美意识的幽默诙谐性是四川话的三个主要特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开放性是四川话生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其文化性特征的主要源头。此开放性特征,主要源于四川社会环境,具体来说,即来源于四川民族的多样性、移民的广泛性,以及四川地理环境的多样性。
现代四川话的形成与四川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移民关系十分密切。四川地区在近古史上曾有过两段惨痛的历史,这就是元末战争和明末清初的战乱。元明之际,长期的战争及自然灾害使四川损失了大量人口,大批湖广人“避乱入蜀”或“避兵入蜀”,向四川移民。明清时期,又遭数十年的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田地荒芜。清顺治年间,清政府大力鼓励外地人入川垦荒,掀起了四川地区又一次移民大浪潮。移民主要来自两湖、两广、江西、山西、陕西等地,尤以“湖广”人特别是湖北人为最多,故民间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移民新到一地,一方面保留固有传统,另一方面接受各种异文化的冲击。面对不同类型的文化,四川地区语言乃至原有文化的解构与重组势在必行。总之,在不同语言的相互交流中,源于语言开放性的多样性与融合性犹如车轮,在各自轨道上并驾齐驱。
薪火相传,一脉相承
方言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关系极为密切。四川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加之远离政治中心的“边地”定位,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外来文化对四川盆地固有文化的影响,这在语言的传承性上也有所反映。除盆地地理特征外,传统农耕社会生产方式也是四川话具有传承性的重要原因。
成都人南立交桥下的成都民俗公园内,设置了诸多展现老成都的童谣、谚语及本土民俗风情的雕塑(关彤 摄)
由于受地域限制,明清以前的四川人接触外来语言和文化的几率远远小于中原等地,即使有新的文化因子,也逐渐融入到原有的文化体系之中。同时,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使得四川话固有的词汇能够基本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一般而言,很少需要创造新的词语。
具体来说,四川话的传承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别方言词语长期以来保持原有面貌,也就是说上古、中古部分巴语、蜀语词汇,至今仍保留在现代四川话中;二是四川域外流布的四川话仍保持自己固有特征,如被米仓山、大巴山脉横隔的川东北地区和陕西南部地区,按说方言应不同,然而毗邻四川广元地区的陕西汉中诸多县市,口音明显具有川腔川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按照陈世松先生的总结,四川人在“不南不北”的地理区划中,具有“外戎内华”的性格特征。这一方面体现在四川人能“兼取各种文化思想,自由不羁,具有更多的个性色彩”,另一方面体现在四川人“较少受理性的束缚,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性,具有一定的‘蛮性’和‘野性’的色彩”。
这种性格在语言上,便体现出诙谐幽默的特征。如四川谚语“跘倒不怄,爬起来怄”“不大不小,刚刚管倒”“人对头了飞机都要刹一脚”之类;以及四川歇后语“罐罐头发豆芽——没得一根伸展的”“红萝卜头撒海椒面(儿)——显不出来”“抱鸡婆打摆子——又扑又颤” “盘古王耍巴浪鼓儿——老天真”“沙盘上写字——要不得嘛抹了就是”“土地老汉儿掉在井里头——要淘神” “缺牙巴啃猪蹄子——横扯筋”之类,即为明证。
宽窄巷子里有的商铺选择方言词语作为店名(肖蓉 摄)
方言中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的文化。它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四川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塑造着四川人的精神与性灵。
四川话作为四川地域文化和四川地域人群特征的重要体现和表现形式,具有丰富的特性和宝贵的价值。中华文化多样基因传承并发扬光大以及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显然离不开四川话乃至全国各地方言的传承与保护。
《四川画报》2019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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